存在多个界定难题

　　随着碳交易试点工作的推进，一些问题也开始显现。9月2日，由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北京绿色金融协会以及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地坛论坛在北京召开，试点省市多位业界人士出席。多位参与试点的相关人员表示，前一阶段试点发现了一些问题，碳交易试点工作渐入“深水区”。

　　湖北碳交易试点专家组成员、武汉大学气候变化与环境能源研究中心主任齐绍洲在调研中发现，有四个问题解决起来有一定难度。

　　第一，排放边界的界定。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比较复杂，有国有、民营、外资、合资等，很多央企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分支机构，地方对这些分支机构未必有足够的约束力。此外，省与城市不同，城市政府可以对企业实现扁平化的管理，但是省政府在碳交易当中应扮演什么角色还是个问题。

　　第二，统计数据的问题。企业碳排放数据备案年限不多，数据精确度有限，来自不同部门的同一参数也不完全一致，用什么原则来进行取舍也是问题。

　　第三，能源结构的问题。不同的企业对能源结构细分到什么层级并不一样。比如煤，每批煤的质量和结构不一样，燃烧的充分性也不同。统计数据一般是按年份，不是按批次，但企业希望按批次，因为煤质不同，排放就不同。再比如，企业用电，有的是清洁发电，有的是火电，排放不一样，这个如何处理也是问题。

　　第四，碳交易市场对经济增长空间的影响。碳交易会带来新的成本，尽管配额免费分配，但是如果免费分配不够用，会增加一些成本，这是否会抑制新的投资。此外，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之间是否会发生转移排放等问题。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碳资产研究部主任郑爽表示：“碳交易是一种新的机制，各个地方试点的时候都发现跟现有的体制有一些冲突和矛盾的地方，我们要找到解决办法，要兼顾科学性和可行性。”

　　全国推广宜提前谋划

　　长期研究碳交易的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王毅刚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试点的目的就是为了探索低成本减排的方法，同时希望其成功模式可以向全国推广。七个试点省市当中，北京、上海、深圳的中心产业并非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他们对全国更有借鉴意义的是建筑和城市减排，但是建筑碳交易国际成功经验鲜见，金融化的可能性低，这和三个城市希望建设碳金融中心的希望可能有较远的距离。而中国现在减排潜力最大的是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另外几个地方天津、湖北、重庆、广东高耗能产业较多，向全国复制的借鉴意义更大。但是碳交易的减排是货真价实的限制，考验着试点的智慧。

　　此外，现在的碳交易试点将来如何与全国统一的碳市场接轨、与国际碳市场接轨也是重要问题。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钱锋就直言，最后要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市场，交易所就面临生存和退出的问题。事实上，除了试点地区之外，全国很多地方建了自己的碳交易所。同时，气候变化是个全球环境问题，最终中国的市场也面临与国际接轨的问题。郑爽强调：“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一个现实。我们国内在市场机制方面，对国际市场的迅速发展应当有一个考虑。一些关键的技术领域应当有统一的标准，这样才能为以后全球碳交易体系链接打好基础。”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则直言：“与别人不能接轨，我们只能自己玩。所以说我们要建立一个碳市场的话，就必须是国际化的。”

　　七省市碳交易试点如果启动，其影响可能不仅限于七省市之内。今年6月，国家发改委颁布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王庶解释：“国际上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有一定的比例抵扣欧盟的指标，以后国家碳交易体系中，我们也希望可以设计一定的抵扣机制，规定一定比例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可以用来抵扣分配的排放配额，所以我们出台了这个管理办法。”这就是说，在建立国家碳市场时，其他省市的核证减排量有可能可以卖到试点省市，类似于中国的CDM项目卖到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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