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宏观经济不断走弱，煤炭行业持续面临压力。在上周末召开的煤炭脱困工作通报会上，国家发改委表示，目前大中型煤企亏损面高达近70%，行业下行态势还将持续。

　　数据显示，目前全社会煤炭库存已经连续34个月超过3亿吨，其中煤矿库存1.1亿吨，为历史最高水平。另据测算，今年我国煤炭供给或达6.5亿吨，但前8个月需求仅为1.5亿吨。受制于严重失衡的供需关系，煤炭价格一路下跌至480元/吨附近，而行业的盈亏平衡点为530元/吨。应该说，供需严重失衡是导致目前我国煤炭行业困局的症结所在，煤炭企业超能力生产则是导致供需失衡的重要原因。

　　今年稍早些时候，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曾表示，从各地区和各煤炭生产企业来看，无证开采、超能力生产、未批先建的产量不低于4亿吨。根据国家能源局最新公布的13个省、2699处煤矿的生产能力等信息，上述煤矿产能为14.28亿吨，整体超产明显。根据测算，若要实现全年产量总量不得超核定能力的要求，9月至年底，上述13个省的煤炭月均产量需要下降近一半。

　　在此背景下，今年下半年以来，发改委多次牵头相关部门研究煤炭行业脱困措施，并将限制煤矿超能力生产视为解决煤炭供大于求的关键方案之一。例如，发改委等多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遏制煤矿超能力生产规范企业生产行为的通知》，国家安监总局、国家煤监局还对煤矿生产能力进行公示。

　　令人高兴的是，随着行业脱困措施不断加码，近期部分大型企业已经承诺减产。例如，中煤集团宣布，下半年将主动减产2000万吨，减产幅度达20%，这也是该集团历史上首次主动安排调量减产;神华集团也决定今年限产5000万吨，减销6000万吨。在大企业的示范效应下，或许会有更多企业加入“限产减销”的行列，加之煤炭行业的传统需求旺季将至，行业整体供需格局短期内有望好转。

　　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尽管限制超产短期后有助于煤市企稳，但企业近期的减产行为仍更多受行政力量的影响，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煤炭行业而言，行政化限产的作用可能较为有限。一方面，作为重资产行业的典型代表，煤炭企业拿矿的前期投入非常巨大，且往往是负债拿矿，因此需要大量现金流来覆盖利息和固定资产折旧等支出。所以，当产能落地后，企业投产甚至超产的意愿非常强烈，主观上限产的动力较为有限。

　　另一方面，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且不论限产后可能损失的市场份额，“限产保价”本身就存在悖论—当价格上升至盈利点后，若放开产能则价格又将遭到打压，但若继续限产无异于为他人做嫁衣。因此，从客观上看，企业的限产行为也不能改变煤炭行业的长期供需矛盾。

　　事实上，虽然相关救市措施已经出台了一段时间，但近期煤炭股的表现依旧低迷，明显反映出市场对限产政策的效果心存疑虑。

　　笔者认为，在粗放式增长的大环境下，我国煤炭行业累积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但却被过去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所掩盖，随着经济增速逐步下台阶，这些问题逐步浮出水面，且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对于经历了“黄金十年”的煤炭行业来说，想要走出当前的困局，仅靠行政化的限产远远不够，刮骨疗毒式的自我革命势在必行。在笔者看来，煤炭行业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完善退出机制，加快引导落后产能退出，以更有效地化解煤炭行业供需失衡。从长期看，有关部门应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如推进煤炭资源税改革，为清洁高效地开发利用煤炭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深层次推动煤炭行业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