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头20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将面临许多新的重要变化和挑战。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的增长目标；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折算，届时中国的人均GDP将超过1万美元。根据国际经验，这一时期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也是经济结构、城市化水平、居民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的阶段。近年来，这些变化已不同程度地有所表现。
首先，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化工业时期。自2002年起，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高增长周期，同时表现出了日益显著的重化工业特征，重化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逐年提高并且超过了60%(2002年、2003年这一比例分别达到了60.9%和64.3%)。由于重化工业阶段的形成机制主要归因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中长期因素，这就意味着重化工业时期将持续较长时间，同时也意味着今后的经济增长对能源的需求可能比轻纺工业时期要高。如果工业领域能效水平没有大的提高，经济增长将对能源供应形成高依赖。
其次，城市化进程加快。200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40.3%，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10个百分点，与同等收入国家相比低了近15个百分点。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加快发展，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55%-60%。当前城镇人口年均消耗能源为农村人口的3.5倍，依此规律，21世纪头20年城市化水平即使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每年也将增加至少1300万城镇人口，相应地将产生大量的新增能源需求。
最后，中国正成为世界加工制造基地之一。由于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在低端位置，形成了进口多为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而出口多为一般制造业产品的国际贸易结构。单位价值的进口与单位价值的出口消耗能源不同，事实上造成了国际间能源需求的转移。在这一进出口结构下，随着进出口量的增加，能源需求向中国转移的趋势短期内难以改变。
上述这些具有中长期意义的变化，将在21世纪头20年持续存在。中国也将同大部分发达国家一样，将经历人均能源消费量增长较快(尤其在人均GDP在1000-6000美元之间)和能源结构快速变化(石油需求比例上升)的过程。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和人均资源占有量不足的基本国情，再加上经济全球化和环境保护日盛等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面对的情况和挑战比发达国家曾经历的时期要复杂得多。此外，中国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的能源问题也远远超出了能源的范畴，在国际政治、外交等领域成为热点问题。
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多少能源支撑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面临何种挑战和压力，既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取决于采取何种经济、能源、环境等方面的政策，但中国在能源领域将面临着一系列不可避免挑战：
一是资源的可持续供应面临较大压力。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还包括南非、印度等国)主要依赖煤炭资源的国家，2003年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了67.9%，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了41.5个百分点，比经合组织(OECD)国家高了46.5个百分点。从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能源发展历程看，已完成了两次能源变革(由煤炭替代薪柴，由石油替代煤炭)，目前正处在走向多元化能源的第三次变革之中，更长远的趋势是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而我国仅仅是完成了第一次能源变革，刚刚进入石油、天然气快速发展的阶段，能源的多元化结构更是远未形成。从化石燃料的资源量来看，中国人均能源可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3年人均石油可采储量只有2.48吨，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1408立方米，人均煤炭可采储量89吨，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10.0%、5.0%和57%。我国石油产量不可能大幅增长，2020年预计为1.8亿-2.0亿吨，然后将逐渐下降。我国煤炭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探明程度很低。目前，煤炭可采储量为1886亿吨，尚未利用的精查储量为618亿吨，其中90%分布在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远离消费中心的中、西部地区，开发、运输和利用的难度势必加大。此外，在尚未利用的精查储量中可供新建大中型矿井的精查储量只有300亿吨，考虑到2020年要新建年产能力10亿吨的煤矿，需要精查储量1000亿吨，缺口依然巨大。
二是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的依赖度较大，提高能源效率虽然还有较大潜力，但其艰巨性要远大于前20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的依赖比发达国家大得多。2001年，中国终端能源用户用在能源消费的支出为1.25万亿元，占GDP总量的比例为13%，而美国仅为7%。从能源利用效率来看，我国单位产品的能耗水平较高，目前8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而这8个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的73%。按此推算，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的工业部门每年多用能源约2.3亿吨标准煤。从前述情景分析的结果看，到2020年存在少用8亿吨标准煤的可能。要实现此目标，其艰巨性要远大于过去的20年。过去20年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变动所释放出来的节能效果，在今后虽然还有大的潜力可挖，但面临着重化工业新阶段和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新情况，必须要在经济、能源、环境等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并加以落实，方能见到成效。
三是可持续发展面临较大压力，尤其是如何满足小康社会对环境的要求面临着巨大挑战。中国并没有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仅以大气污染情况为例，中国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虽然单位GDP的碳排放量明显下降(1990-2001年下降了52%)，但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却从1980年的3.94亿吨碳增加到2001年的8.32亿吨碳；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是造成酸雨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酸雨区面积比80年代扩大了100多万平方公里，年均降水PH值低于5.6的区域面积已占全国面积的30%左右。由于较严重的环境污染，造成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并对公众健康产生了较明显的损害，国内、外研究机构的成果显示，大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3%～7%。造成大气质量严重污染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以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并且没有对煤炭利用采取有效的环保措施，烟尘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0%、二氧化硫的90%、氮氧化物的67%来自于燃煤，此外机动车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污染加剧。根据能源需求情景分析的结果，按照目前的排放水平，到2020年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预计产量将不可想象。
从环境容量看，要使全国大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必须控制在1200万吨左右；氮氧化物的控制量2010年、2020年分别为1800万吨、1600万吨。这些标准应是“环境小康”的最低要求。但是，表3的相关数据表明，目前已经存在着环境“透支”，到2020年，即使按照污染物产生量最少的C情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产生量也远远超过环境容量所承受的范围，如果满足目前的环境质量标准，两类污染物需削减量分别达到1589万吨、1270万吨，削减率分别为57.0%、44.3%。如果是污染物产生较多的A情景，届时可能出现的大气污染将更为严重。此外，二氧化碳产生量也会明显增加，要求中国限排温室气体的国际压力将越来越大。从国际经验和中国的潜力看，在保持经济增长和能源发展的同时，明显减少环境污染，满足小康社会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不是不可能，但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
四是能源安全尤其是石油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要，如果措施不当就会出大问题。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必须面对难以避免的两个情况：其一是石油消费量显著增加；其二是受石油资源的约束需要大量进口石油满足国内需求。目前这些情况已有所表现，自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从1995年的7.6%增加到2003年的34.5%。到2020年，石油消费量最少也要4.5亿吨，届时石油的对外依存度有可能接近60%，接近目前美国的水平(2003年美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为66.2%)。中国石油供应的一大半将依赖国际资源，一方面将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供求关系产生一定影响，另一方面使中国的石油安全问题变得十分突出，如何准确把握影响石油安全的国际形势和树立切合实际的石油安全观，如何充分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如何建立针对石油安全的紧急应对机制和预警机制，如何参与到有利于保证中国石油安全的国际合作框架中，如何提高中国石油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是摆在中国政府和企业面前并需要很好解决的重要问题。除此之外，保障电力和天然气供应安全也是能源安全的重大问题。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对能源供应及其供应质量提出了较高要求，采取正确的能源战略对于保障能源供应、解决当前的突出矛盾、应对未来的挑战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将考虑问题的视角拓展到世界范围和中国未来发展的更长周期，可以发现两个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问题。
一是从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能源发展的趋势看，由目前的多元化结构转向可再生能源时代，逐步实现对化石燃料的替代已无可置疑。有关机构预计到2060年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将达到50%，虽然实现此目标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但这一发展趋势已初见端倪，并成为发达国家致力解决的战略性问题。全球能源发展带给我们的思考是中国能否把握住此趋势，有意识地在能源领域实行跨越式战略。
二是从中国未来发展的更长周期来观察，我们可以通过实施节约政策，减少对资源的浪费，开发出新的节能产品，使现有的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产生更大的效益。这无疑也是一个十分有效的办法。
在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应力争使中国的能源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具体而言，到2020年(第﹁个15年)实现能源消费翻一番支持经济增长翻两番，改变目前仍然存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现状，初步实现能源的集约利用，大力推广节能产品，降低能耗，提高效率，力争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开发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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