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我国承担了重要的节能减排任务。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

　　清华大学教授胡泽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需要加大科技和科研投入，实现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型;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大力发展电动汽车，降低交通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记者：“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大幅度增加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这就要求降低火电的比例，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传统能源的消费中，您认为，如何调整才能适当把握“增与减”的关系，保证能源绿化低碳、安全高效发展?保障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

　　胡泽春：“十三五”期间，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源发电比重的增减调整，既要看到装机类型和总量的变化，更应考虑能源消费需求的变化。从宏观经济的形势来看，能源消费的增量很可能低于预期。如果电源发展的增量与需求的变化不匹配，必然引起电力投资的相对过剩。在优先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基本方针下，火电的经营状况(至少在部分地区)会较为严峻。所以，对于政府层面“增与减”的把控，应优先把控电源投资的规模和类型。其次，应进一步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加快电力市场建设，用市场的手段来降低新能源发展对传统能源发电空间挤占的影响。除开放电力直购和售电侧之外，应注重电力辅助服务市场的建立、健全和规范化。让火电为间歇性新能源发电提供的支撑获得合理的回报，以调动火电的积极性，保障电力系统运行的安全稳定。

　　记者：目前，我国能源供应链较为脆弱，能源大范围优化配置能力不强，难以满足清洁能源大规模接入、远距离输送和大范围消纳的需求;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不能充分发挥，弃风、弃水、弃光等现象还较为严重。在您看来，应如何解决清洁能源的消纳问题?

　　胡泽春：应该说，我国在发展清洁能源发电方面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我国的水电、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均居世界第一。然而，近几年在清洁能源发电的消纳方面遇到了巨大的挑战。2015年，我国的弃水、弃风、弃光问题非常突出，等效弃发电量达数百亿度。

　　我认为应该从五个方面提高新能源发电的消纳能力。一是加强电网的规划和建设，解决部分地区新能源发电通道卡脖子的问题。二是从电网调度运行的角度，挖掘电网的调峰潜力，提高现有电网的消纳能力。比如运用滚动计算和在线安全校核技术，从更细的时间尺度计算电网消纳新能源出力的空间，并下发给新能源发电场站。三是通过市场手段，让火电向新能源发电场站出让部分发电指标，达到双方共赢的目标。同时，尽快建立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让火电承担的调峰、调频服务能够获得合理的收益和回报。四是加快推进电力体制改革，提高新能源发电跨省跨区的交易量，远距离消纳新能源发电。五是发展能源互联网，拓展新能源发电消纳的空间，包括风电供热、风电制氢、发展大规模储能、电动汽车与新能源发电协调发展等。

　　记者：在存量可再生能源电量消纳困难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大规模消纳“存量+增量”可再生能源电量，减少或杜绝能源浪费?

　　胡泽春：关于大规模消纳“存量+增量”可再生能源电量，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按照国家的规划，2030年、2050年的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目标远高于现有的装机。除了通过上述五种措施提高新能源发电的消纳能力，还应该从规划的层面做好新能源发电的布局，在弃风、弃光已经较为严重的地区应暂缓新能源发电的开发;在东部和沿海地区，电网消纳新能源发电空间大，可在新能源发电核准和政策上倾斜。加强跨省跨区电力输送通道的建设，提高新能源发电富集地区的电力送出能力。同时，提高灵活调节资源的比例，包括建设抽水蓄能、燃气机组和开发需求侧响应资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