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英国外交大臣气候变化特使阿什顿(John Ashton)在北京会见某传媒总编辑胡舒立，并接受记者独家专访。

　　自上世纪80年代起，说一口流利汉语的“中国通”阿什顿几次作为外交官派驻北京、香港。2006年以来，他出任英国外交部气候变化特使。

　　阿什顿对记者介绍了气候变化背景下英国的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政策，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在英国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今年年底联合国气候变化南非德班谈判的展望。

　　记者：6月9日，英国宣布大幅削减对太阳能产业的补贴，这意味着什么?英国的气候政策在卡梅隆首相执政下是否有所改变?

　　阿什顿：简单地回答，不会。事实上，现任政府的整体决心比以往更加强烈。我们非常清晰，在接下来20年内，要有效地建立起碳中和的能源系统。到2030年，我们希望所有的电力实现碳中和目标。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实施怎样的系列政策。

　　太阳能补贴的具体问题，是整个图景中非常小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实验性的政策，我们也并不寄望立竿见影。设计(太阳能补助政策)时，我们希望鼓励家庭用户在小型建筑上使用太阳能，例如学校，小规模工业设施，在屋顶上装太阳能电路板。

　　然而，这项政策在设计的时候，同样为大型投资商提供了机会。他们在露天的地方，如空地、乡村等处大规模设立太阳能电池板。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可用的资金都流向了那些大型装置，而不是制定政策时所设想的那样帮助普通住户和小型装置。

　　所以说，这只是政策的一种调整，而不是改变整个方向。这只是更大图景的一小部分，我们正准备着手对我们的电力部门做出非常激进的改组，这将是电力部门在过去一个时代以来所经历的最大变革。

　　我们将设计实施一系列的刺激政策以吸引投资，在保证点亮电灯(这是电力系统首先要做的事情)的同时，向低碳方向快速转型。

　　我仅仅给你关于目前我们追求目标规模的基本的感性认识：从欧洲标准来说，我们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电力比例是很小的，大概只有4%，但我们的目标是要在 2020年达到30%以上，在十年以内达到33%、34%。这将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转变。其中很大一部分将依靠风能来实现，岸上风能，尤其是海上风电。英国拥有非常好的自然优势，在苏格兰西北海岸和北部海域蕴藏着世界上最好的风力资源。

　　记者：在英国削减对国内太阳能补贴的同时，彭博社报道说，中国的两家银行将为三个太阳能设备制造商提供高达100亿美元的贷款，支持他们的欧洲市场战略。您认为，中国企业在技术和管理上已经准备好了吗?

　　阿什顿：首先，我已经注意到，在中国，你们在清洁能源方面的新投资比已经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多。昨天我看到了一些数字，在2010年，你们在清洁能源上获得的投资达到了54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全世界最大的。德国居第二位。

　　重点是，我们现在处在同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体中，所以如果你能够提供有成本效率，有很好价值的产品，那么在任何一个需要这些产品的地方，都会受到欢迎。

　　在英国我们已经决定了要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快速发展，我们将热情地欢迎其他国家的投资，以帮助建立这个系统。当然，决定权将在于私人投资者们，他们将决定对产品以及金融安排的选择。

    在英国我们已经有了一些风能方面的中国投资，我们也非常地希望能够吸引更多。而在英国的太阳能方面，有一个非常公开的问题就是，在英国可能会更多地使用所谓"被动式太阳能"，即只使用太阳能加热水，而并非利用太阳能光伏。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阳光，因此光伏对英国来说，尽管有一些潜力，并不像在北非那样有吸引力。

　　我认为在这个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体中，我非常希望能够看到中国投资进入英国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我也希望看到中英合资公司在中国运营。我认为这正是我们试图建立的新型经济的前沿问题。我们希望建立起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体，以有能力应对目前我们在能源、水资源以及粮食系统所面对的一些非常严重的压力。

　　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能源消耗足迹不那么重的发展型经济，可再生能源将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我想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投资、创新以及市场增长将在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性。

　　记者：日前，德国宣布将在2020年之前放弃核电，本周国际原子能关于核安全的会议正在进行，英国表示没有必要削减核电发展计划，您如何看待?

　　阿什顿：首先，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技术是各国自己的选择，我并不认为某个国家可以告诉其他国家他们应该用什么样技术。然而，共识是我们怎样才能脱离现有的高碳能源体系，而转向低碳，最终达到一个碳中和的体系。不同的国家会采用不同的能源技术组合。

　　在英国，核能发电非常重要。超过20%的电力来自核能，然而一部分核电站正在走向其生命周期的末端。所以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在核能上进行新一轮的投资。

　　非常清晰的是，我们将非常欢迎安全的核能投资，然而这并不意味需要人为地提供补助，我们并不准备刺激市场，以使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核能而不是其他类型的发电设施。所以最终，私人投资者自己将会决定他们要投资什么。

　　我想要说我对于日本民众深表同情。他们需要应对地震、海啸，以及福岛事故后对能源系统的毁坏等一系列灾难。虽然我们完全地认清福岛事故的后果，还需要一段时间，同样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应对方式。

　　正如拥有核电的许多国家一样，我们组织核安全专家开展了紧急调查，研究我们的核电站在发生福岛的情况下会有何种后果。目前一个基本的结论是，我们没有必要作出激进的改变，如未来放弃一切核电建设。虽然调查还在进行中，我也不认为将来会的出非常不同的结论。

　　我想要指出的另一点是，现在，世界的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和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德国，都已经决定将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系统和提高能源效率，我认为他们的选择对全球来说有重要意义。他们对于市场的力量非常强大，会帮助我们降低这些能源选择的成本，这一点我非常欢迎。

　　记者：对于今年的德班气候谈判，您认为最好和最坏的结果是什么，突破僵局的关键是什么?

　　阿什顿：这是一场非常复杂的谈判。我认为仅仅盯着每个年度会议的得失是很危险的，要形成我们需要的框架体系需要很多年。我认为，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需要给投资者提供清晰而肯定的信息：我们会走上那条我们想要走上的道路，也就是将气候变化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

　　而做到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建立起一个法律约束的框架体系和受法律约束的任务承诺，这其中包括几个周期，并不意味着各方都需要在每个周期内作出一样的承诺。对于德班会议，我希望能够在道路上前进一步。

　　在我看来，哥本哈根会议上出现了一些倒退，但就好像一辆自行车，在哥本哈根摔倒了，在坎昆会议时，我们成功地将自行车扶了起来。而现在，在德班，我们需要使其继续向前行驶，并不是说我们能够一下子到达终点，这是我的看法。当然，我们也要避免让这辆自行车再次摔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