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加快推进，随之产生的大量垃圾成为“繁荣的魔咒”，对环境构成了巨大的压力。通用的垃圾处理方法是直接填埋，但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土地资源消耗量大，而且次生污染频发。因此，减量减容快、经济效益明显的垃圾焚烧法在我国渐渐兴起。但由于焚烧过程中会产生如二恶英之类的强致癌物，垃圾焚烧技术一直在国内外饱受争议。

    由于垃圾焚烧能够输出热量，大多数国家选择了对热量进行收集利用，将其转化为电能。在我国，垃圾焚烧逐渐由公益项目转向了新能源产业。2000年以来，国家陆续发布了一系列鼓励垃圾焚烧产业发展的政策。《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提出大力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促进垃圾焚烧技术产业化发展。近年来，一批垃圾焚烧发电厂在各地上马，但在广东番禺等一些地方也遭到强烈抵制。

    除了垃圾围城的现实压力，各地上马垃圾发电站更有着现实的经济考量。垃圾发电行业属于由公共财政承担的政府公用事业，成本远低于煤炭和天然气为原料的发电方式，何况国家还给予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电价一定的补贴。据媒体调查，为追求更大的发电能力和从国家电价补贴中获取更多利益，垃圾焚烧运营商在运行中大量掺烧燃煤，远远超过国家关于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中“掺烧燃煤比例不得超过20%”的限制性规定，一些名义上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实际上成为“享受国家补贴的混合垃圾小火电厂”。

    曾经在发达国家一度兴盛的垃圾发电产业，而今已成明日黄花。美国从1995年开始停止了此类项目的建设，并把建成的厂逐步关停；2007年，欧盟立法者一致否决了欧盟委员会企图将垃圾焚烧划分为“能源再生”产业的决定。在发达国家受挫的垃圾发电产业巨头们纷纷把目光转向中国，出现大规模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渴望从中国垃圾中“淘金”。

    2010发布的《中国城市生活垃圾行业投资分析报告》预测，10年内中国垃圾焚烧处理总量的比例将由现在的2%-3%上升到10%-20%，垃圾发电产业的年投资额将高达800亿元。在赢利预期高涨的同时，人们对于垃圾发电产生的长期潜在威胁，特别是对大气、水、土壤、动植物和人类健康的危害，似乎不经意之间已被忽略。

    以选址为例，这是一项技术性、公益性很强的工作，必须兼顾到污染、风向、人口密集度等多方面因素，在决策过程中，普通民众的参与非常重要。

    焚烧最后的污染程度，与所焚烧垃圾的成分密切相关。目前采用垃圾焚烧的国家，都会进行前期的分类回收和资源化处理，最后焚烧的垃圾基本上是可燃垃圾中热值较高的，加上焚烧工艺相对到位，使污染控制在较低范围。而我国现在进入垃圾焚烧厂的垃圾，大多是原生态的混合垃圾，部分垃圾焚烧厂也是按照混合垃圾入炉设计的，由于垃圾未经分捡、热值较低，通常需加煤助燃，因而产生大量炉渣，焚烧的减量功能大大减弱，同时低温强制氧化导致烟尘量大和重金属氧化物含量高，低温焚烧垃圾也是排放二恶英的主因。

    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城市的垃圾分类涉及到农业、商务、环卫等若干部门，多头管理的困境以及城市拾荒人群的活跃，使得垃圾在进入焚烧炉之前的分类较难实施。有专家表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中有近80%的成分是不能焚烧的。如果在未进行有效分类的情况下贸然进行焚烧，结果令人堪忧。

    本末倒置的现状、多头治理的困境和盘根错节的利益纠结若不能扭转，在新能源概念包装下，资本对垃圾发电的痴迷，在一些人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给民众带来的可能是无穷的健康隐患，留给政府的可能是无休止的公共安全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