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在组织行业测算，看能不能达到新排放标准。”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下称中电联)有关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被火电业内称为“全球最严”减排标准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距2012年开始实施已没有几天。该标准自2011年7月底颁布，便震动中国火电行业。与2003年标准相比，新标准对污染物排放浓度的限值要求甚高。在征求意见稿阶段，中电联曾发表过不同意见，但从环保部和质检总局最后发布的新标准内容看，其“抗争”并未明显奏效。

    “还会和有关方面沟通一下。”新标准已成事实，作为行业代言人，中电联仍未放弃最后的努力：“现在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从经济运行安全角度出发，都非常关注这件事；我们也会再和环保部沟通，但要拿出详细的测算结果，要摆出事实来”。

    这些“事实”包括以下内容：基础资料和详实的测算数据，包括成本、改造时间、以及改造停机对电力调度和供应的影响等。

    留给中电联的时间已经不多。中电联有关人士对继续沟通不乐观——虽然测算的最后结果还未出炉，但97%以上电厂要进行减排改造已是定局。

    新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意在重拳推动节能减排。

    “环保要求越高，电厂能耗就越高；设备增加，厂用电自然多，煤耗自然提高。”中电联有关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达标，这本身不一定科学，是不是都有必要？”

    “大面积脱硝要消耗大量的氨和催化剂，全是优质煤和天然气制造出来的。”上述人士表示，很多脱硫装置刚上马一两年就被拆除，既大量浪费水泥、钢铁，也加剧污染，何况融资至今没有着落。

    曾鸣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根据国际惯例，一个新标准的出台，既要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也同时应有相应政策对当事人进行配套。“如果没有配套，光有标准，不执行也得执行，就可能不太公平”。 “不能光出题目，还要相应的给出路。”一位火电企业资深人士建议财政设立减排基金，“把一些对高污染企业的罚款集中起来，给火电企业一些切实可行的资助，或提供低息贷款，或采取减排多少之后给予奖励的办法”，“不能只是处罚，也要增加正面激励”。

    曾鸣则认为，配套措施除了包括奖惩，也应包括其他手段。如因为脱硫、脱硝、脱汞带来运行成本提高部分，或进入电价，或国家采用别的办法来补贴。

    “采取节能发电调度也是一个办法。”曾鸣说。

    所谓节能发电调度，是一种新的电力调度方式，颠覆了原来按同类型机组相同平均利用小时数分配发电指标的计划调度模式，实行按机组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水平由低到高排序的模式，使得节能低排机组多发电。

    节能发电调度，可以把火电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受到了高效环保大机组的欢迎。

    但中电联一资深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此项机制尚需理顺，“因为节能发电调度对电网利润有影响，以前谁电价低就优先调度谁，电网购电成本最小化；但现在最清洁的水电和新能源波动较大，给调度带来困难，也增加了工作量，电网效益也受影响”。

    业界普遍认为，节能减排的途径多种多样，强制性标准只是办法之一。目前，有三种公认的减排路线：

    一是管理减排，强制性标准即属于管理减排的其中一类，节能发电调度也在其中。

    第二类是结构减排，其可以从两面入手。既可以在需求侧改变用电结构，降低高耗能产业比例，增加排放较少、产值较高的第三产业比例；也可以在发电侧调整结构，削减排放较大的化石燃料发电项目，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最后一类是技术减排，即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各种用能设备和发电设备的效率，减少能耗和排放。

    “其他行业，很可能会把电力减排的成果吞噬掉一些”。曾鸣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节能减排是个系统工程，光在某一个点或某几个点上，定出高标准、花大成本节能减排，但另外部分却不配套，整体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仅就电力系统本身而言，发电只是其中一环，发电烧燃料要排放，输配电线损增加会增加排放，下游的需求侧管理搞得不好、浪费电严重时，都相当于排放在增加。

    曾鸣正在参与编制《中国低碳电力系统发展规划》，包括发电、输配电和用电等各个环节。“整个规划互相牵制，有很多技术上、管理上、经济上和财税上的措施，有政策也有标准，发输配用诸多环节都需要联动”，“火电排放标准，只是其中具体的一个标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