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一次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但中国经济发展势头不减，能源需求与排放将继续增长。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的国际压力将日益增大，未来的经济发展与能源战略规划将受到二氧化碳排放约束。因此，中国需要通过能源战略调整，选择一个现阶段经济发展可以接受的能源结构和能源成本，2011年是调整的新起点。

　　处于相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十一五”和“十二五”的经济增长和能源格局不会有太多的变化，需要应对的问题应该也大致差不多，比较明显的区别就是经济的低碳转型。那么，围绕政府的低碳目标，“十二五”中国能源战略至少应该有四个方面的调整：

　　能源战略调整之一是改变以前简单地从能源供给侧考虑满足能源需求，将节能作为满足能源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往的能源战略，一般先确定某期间的能源需求，而后根据能源资源生产储备状况，确定能源投资和供给。当然，以往战略也涉及节能减排，但是，节能不是约束条件。

　　因此，能源战略调整的基本思路是节能约束。那么，中国能源需求基本公式应该是：能源需求量=节能量+能源供给量。公式看上去虽然很简单，但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在能源需求量既定和资金量有限时，要保证多少能源供给和多少节能，取决于投入。也就是说，资金既可以投向能源生产（进口），也可以投向节能，此消彼长。因此，政府可以通过选择能源供给投入和节能投入，使满足能源需求的成本最小化。因此，政府投入和公共政策引导资金流向，对能源投入的选择至关重要。

　　能源战略调整之二是改变仅受资源约束的能源供需增长和能源结构战略规划，将二氧化碳排放作为满足能源需求的约束，即对能源需求公式中的能源供给量加上二氧化碳排放约束。一个特定的二氧化碳约束量就会有相对应的能源结构。一般说来，二氧化碳排放约束越紧，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越低，油气保持稳定，核、风和太阳能等新能源的比例则不断上升。不同的碳排放量对应的能源结构，其能源成本会有所不同，对经济增长、就业等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

　　因此，需要对不同的能源结构及其对应的能源成本进行分析，从经济社会角度考虑是否可以接受该能源结构。政府可以将节能和排放约束下可以接受的能源结构作为能源规划的基础，考虑使用什么样的政策支持能源结构的实现。可以预见，随着二氧化碳排放约束收紧（排放量下降），对应的能源结构发生相应变化，GDP、就业等宏观经济变量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单位GDP能耗、二氧化硫和固体废弃物排放也随之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在开始时，对GDP和就业的冲击可能不大，但随着排放约束进一步（收紧），对GDP和就业等宏观变量的影响将加大，在排放约束达到某一临界点时，相对应的经济成本就可能是无法接受的。

　　能源战略调整之三是改变仅仅从能源供给侧考虑能源安全。2010年的中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将达55%，上升的速度比较快（每年大约3%），应该改变以往仅从石油战略储备考虑能源安全，将能源多元化和清洁能源发展来代替石油，作为能源安全的一个部分。

　　这个战略的主要含义是进行石油替代，降低对其他国家的能源依赖，同时减少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的影响，保障稳定能源价格下充足的能源供给。除了节能，还应该积极寻找和创造替代机会，比如说，电动汽车的发展。

　　今后中国经济的脆弱性和能源使用的安全性与整体能源价格成正比，而不仅仅是石油进口依存度。石油价格上涨带动煤炭价格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推动通货膨胀指数，使政府宏观调控面临严峻挑战。能源价格大幅度波动，除了影响整体经济发展，还影响能源行业健康发展。因此，中国广义的能源安全不只是一个石油储备问题，更重要的是能源价格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问题。近期国际油价大幅度波动，就对整体经济运行产生很大负面影响。

　　能源战略调整之四是各能源行业的战略规划必须站到整体能源的高度，应该改变以往各行业单独进行战略规划。各类能源之间有替代性，随着能源日益稀缺和能源价格走高，各能源之间的替代性会越来越强。在能源价格比较低的时候，替代成本比较大，替代动力不强，替代需要的投资大，因而替代可能是不经济的。但随着能源价格上涨，替代动力和替代条件日益充分。能源价格越高，替代投资就相对越小，替代可能性就越大。一旦能源价格走到一定高度，很多能源替代都将成为可能。日益增强的替代性使各种能源产品的价格具有联动性，也就是说，石油价格上行会带动煤炭价格上涨，尽管可能会有一段滞后期。这种价格联动关系既与能源替代相关，也受心理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能源替代性和价格联动性使各种能源之间具有约束的相关性，各种能源的生产和消费也互相约束。所以，能源各行业规划只有站在能源整体的高度，才切合实际。

　　（作者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林伯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