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之时，关于中国经济的长期走势，以及是否需要出台紧急刺激政策以“稳增长”的争议就会再次热闹起来，2009年如此，去年如此，今年亦是如此。

　　4月16日，统计局公布一季度GDP同比增长7.4%，增速创六个季度以来的新低。虽统计局解读称，经济开局平稳，总体良好，但面对一季度日趋疲软的各项经济数据(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7.6%、工业增加值增8.7%、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12%)，以及3月份用电量和货运量的同比增幅回落，人们对微观层面经济活力的担心日益增加，更多刺激政策或将出台再次成为市场的普遍预期。

　　继4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微刺激”政策组合拳之后，会不会真的还有更多的刺激政策等着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谈谈学界的一个争议，那就是：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从200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下滑到底是经济潜在增速下台阶还是外部环境作用下的周期性调整?经济刺激政策应该更多着眼于长期还是更多着眼于短期?

　　关于这一点，主要的观点分为两派。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8%以上的高速增长阶段，增长速度的下滑实际上是一个新的探底过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正在下台阶，已经滑落到7.5%甚至7%以下。由此推断，当前的下滑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性下滑，是不可能通过任何政策的、人为的努力加以改变的，再多的“凯恩斯式”的需求刺激政策只能是短期内缓解中国经济的“阵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人均GDP刚过6000美元，连美国的20%都不到，后发优势还非常明显，中国经济仍处于赶超阶段。特别是与日本的发展经验对比后认为，中国经济8%的增长潜力还可以持续至少20年。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下滑是另有原因的，下滑是短暂的，当前加大投资类的刺激政策帮助中国经济渡过难关是十分必要的和正确的。

　　笔者以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转型很重要，稳增长也很重要，要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关键是如何在两种观点中寻求平衡。

　　中国现在正面临着人口、出口和楼市这三大红利的逐渐消失，这些过去支撑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因素都在发生改变。与此同时，伴随而来日益上升的三个高成本，即高政务成本、高金融成本和高土地成本，更有经济结构性风险、周期性风险和制度性风险三大风险兵临城下。用时下流行的话说，就是当前我国正处于“三期叠加”特殊期，“三期”是指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虽然困难重重，但中国经济仍然有三大机会：第一个是我国有天量外汇储备，从而恩赐于中国超强的抗风险能力;第二个是我国的城镇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人的城镇化”将会带来内需的持续增长;第三个则是改革的机遇，现实的情况将倒逼改革，由市场改革到政治改革都将极大释放经济活力，使得中国经济有潜力迈向未来新的阶段。

　　认清了中国经济的“底子”，接下来就是要不断“修炼”。一是要通过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来降低政务成本;二是要通过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允许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来降低金融成本，通过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来实现资金资源的有效配置;三是要通过完善土地产权、促进土地市场化流转、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等方式降低土地成本;四是要通过文化和生态建设，降低中国经济中的伦理成本，缺乏伦理支撑的市场经济注定是跛脚的市场经济。

　　在“修炼”期，我们要有目标、要有恒心、要有信心，政策的连续性不能被市场的波动所左右。在此期间，判断一项经济政策的好坏大致可以有三个标准：第一，看是否有利于促进中国的改革，以改革促增长是今后的大方向;第二，看是否有利于改革的稳定，比如要保民生、保就业，要有底线思维，保就业和阻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预防性措施都是必要的;第三，看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修炼”的大目标不可动摇。

　　《礼记•大学》中所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个人修身如此，中国经济想要“登顶”不也是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