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确切的时间表。”“十二五”开局之年已经过半，就“十二五”能源规划进展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给出的解释是，“十二五”规划纲要公布后，涉及的大的规划有七八十项，二级三级规划有两三百项，“像能源规划这样大的规划，都需要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批准通过，这需要很长时间。”

　　最近，有关能源规划的权威表述，来自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的“国家能源局正在抓紧开展能源战略和各项‘十二五’能源规划编制工作”。兼任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的李俊峰，极不赞成某些媒体所谓“规划已上报国务院”的表述，“这就好像说规划我已经上报了，一直没有出来不关我的事，把责任都推给了上级领导。”

　　事实上，和其他的规划出台之前一样，能源规划的出台必不可少会征求中央相关部委、地方以及相关行业协会的意见。不同之处在于，能源规划所涉各方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争议也更为强烈。

　　“争议非常大。”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开门见山地指出，能源规划相关方之间存在不少关键问题需要协调。比如，在经济增速与能源总量控制上有待作出决断并寻求某种平衡，地方利益的协调也颇为棘手，而相关协会代表各自行业提出的意见也有待解决。

　　GDP增速与能源总量的配比僵局

　　7%——“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GDP增速能够落到实处吗？在受访者看来，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上半年，经济增速最快的天津达16.6%，垫底的京沪也分别达到8%和8.4%。而“十二五”期间各地经济增速难以确定，与之联系的能源供应就无法明确。这成为目前能源规划中最不确定的因素。

　　国家发改委能源系统分析和市场分析研究中心主任姜克隽对本刊记者说，按照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确定的目标，即40亿吨到41亿吨标准煤的能源总量控制目标，“怎么和7%的GDP增长速度相匹配？”

　　“如果按照“十二五”规划中7%的GDP增长速度和16%的能源强度来计算，能源总量应该是38亿吨标准煤左右，而现在是40亿吨或41亿吨。毫无疑问，这两个指标总会有一个要突破。”姜克隽表示，现在最可能的是，“GDP增速将突破7%目标。”

　　回顾过去5年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十一五”规划中，按照GDP年均增速7.5%来制定能源供应目标，最后的结果是大幅度超出。现在，同样的境遇已经摆在面前。“按照GDP增长7%去制定能源总量控制目标，目前为止没有人相信。”姜克隽继续追问道，“‘十二五’规划纲要是经全国人民大表大会表决通过的，也就是说‘7%’具有法律约束力，现在怎么办？”

　　严格按照7%的增长速度制定能源供应目标，那么“十一五”期间出现的能源供应困境就会再次重演。现在，只能换一种表述方式，即从能源供应这个角度考虑，供应要大于需求。考虑到GDP的不确定性，能源供给会取一个比较大的值，能源供应要留出一定的浮动空间。

　　依据姜克隽的测算，如果按41亿吨标准煤、16%的能源强度计算，GDP大概的增长速度是8.5%。假如出现这样的结果，不争的事实就是能源总量控制让位于地方的发展冲劲。但这一结果的背后也有其坚定的支持者。

　　何祚庥院士便是其中的一位。他对本刊记者表示，节能优先的政策毫无疑义，浪费的能源要节约，效率低的能源要提高，但是节能不等于限能。他特别指出，把转变发展方式等同于放慢GDP增速的观点和行为非常荒谬，“重点是改变能源供应结构，而不是为能源设置一个‘天花板’。”

　　中国工程院曾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到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的消费总量不能超过40亿吨标准煤。何祚庥认为，这“不可能打得住”。据本刊记者了解，实际上，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也没敢接受工程院的这一主张。何院士特意给本刊记者提供了一组他曾经看到的限电对实体经济伤害的数据：在中西部地区，每限一度电会带来9～10元人民币的GDP损失，东部地区甚至高达12～15元损失。

　　对于如何协调GDP增长与能源总量控制之间的关系，李俊峰给出的回答是，“‘十二五’能源规划中也提出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适当的控制是以不伤害经济发展、不伤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目标，控制的幅度还是有所保留的，不能是硬性的规定。”

　　但他也提醒，这是中央和地方都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不能中央做了一个‘大包子’，地方吃个‘大胖子’去适应。”按照他的解释，国家实行能源总量控制、追求低碳发展，“就是要让人们慢慢认识到，过去我们需要‘快’，现在是需要‘好’。发展过快，造成的资源浪费大、欠账多。比如过去快速发展带来的污染问题，以后会为之埋单的。”

    能源总量的省际角力

　　与能源总量控制相关的是，各省区市都希望在总量盘子中为自己争取尽可能大的份额。李俊峰坦言，地方对整个能源规划有不同意见，不可避免，“比如多给山东分一点儿，江苏可能不高兴；多给江苏分一点儿，浙江可能不高兴对规划有意见，甚至有强烈的不同意见，这都很正常。”

　　现在各地都想要更多，这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协调。涉及到指标的分配问题，何祚庥认为争议更大，“我国的节能减排指标是按照GDP的比例平均分配的。但由于各地发展水平的差异，同一指标在不同地方落实，就存在不同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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