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奉化市滕头村村党委书记傅企平在２０１１年全国两会上提出，应正确认识到“碳金融”在我国的发展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障碍，充分利用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减排角色不同和我国减排额度供应优势，才能在能源金融发展博弈中占据主动。     

    傅企平认为，当前“碳金融”在我国的发展中主要存在四方面问题：一是我国企业对“碳金融”的认识尚不到位。“碳金融”是随着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兴起而进入我国的，在我国传播的时间有限，国内许多企业还没有认识到其中蕴藏着巨大商机。二是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缺乏全国性的碳交易所。三是目前我国相关中介市场发育不完全。另外，目前我国也缺乏专业的技术咨询体系来帮助金融机构分析、评估、规避项目风险和交易风险。四是国内商业银行对碳金融操作模式、项目开发、交易规则等尚不熟悉，目前关注碳金融的商业银行只有极少数几家。     

    为此，傅企平建议，将“碳金融”发展纳入国家气候变化、减灾和可持续发展政策框架，加大财税、环保、监管、信贷、外汇等配套政策扶持力度，推动我国排放权交易的一体化，建立国际化的交易平台。同时，加强“低碳银行”基础设施建设，开发“碳金融”产品创新。大力发展“绿色信贷”，增加新能源信贷的投入。     

    第一，加大财税、环保、监管、信贷、外汇等配套政策扶持力度。发展“碳金融”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和监管部门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制定一系列标准、规则，提供相应的财政税收、环境保护、信贷规模导向、外汇管理等政策与之相配套。财税政策方面，财政部门要对ＣＤＭ项目给予税收减免的政策支持，必要的时候提供财政担保，帮助解决融资难问题；环保政策方面，环保部门应细化排污权买卖的法律制度，强化交易前置条件的审核把关，通过召开听证会、公示或公开企业环境信息等办法，确保其交易公正、公平、透明，以便接受社会监督，让节能减排者得利，违法者付出高昂成本，稳步推进资源、环境有偿使用制度，促进排污权交易健康有序运行；监管部门方面，中央银行和银监会出台相应碳银行政策，建议银监会制订碳银行业务和节能减排工作的指导意见。外汇管理政策方面，外汇管理部门应配合ＣＤＭ机制研究并开通“碳金融绿色通道”，并将跨境“碳资本”自由流动列为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先行目标。同时要加强“碳货币”、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选择等前沿问题的研究和论证，寻求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新思路，最大程度地降低我国面临的碳交易定价和结算等方面的风险。     

    第二，推动我国排放权交易的一体化，建立国际化的交易平台。尽快建立和健全经济、行政、法律、市场四位一体的新型节能减排机制，引进先进的排放权交易技术，组织各类排放权交易，培育多层次碳交易市场体系。目前，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徐州等城市已经通过碳交易所、环境交易所、产权交易所、能源交易所或者其他形式开始碳排放项目交易和绿色金融项目服务，但是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化的期货合约交易中心。建议借助上海“两个中心”建设的国家战略，以及“世博会”的机遇，在浦东建立中国“碳金融”期货集中交易中心。可以允许条件成熟的部分中外资商业银行适度参与“碳金融”衍生市场交易。推动我国排放权交易的一体化。同时，加强与港交所、芝加哥气候交易所、ＢｌｕｅＮｅｘｔ等成熟机构合作，积极参加国际碳市场交易，从而改变我国在国际碳市场及其形成的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掌握主动权，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交易平台。     

    一般而言，“碳金融”基于碳交易而产生，是指服务于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主要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以及其他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作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资源国，截至２００９年７月，中国在联合国已注册的项目年平均减排量总和达１．８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已获签发减排量１．４３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中国已注册项目数及签发的减排量均为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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