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作为今后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量的主要来源，其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将面临几个不容忽视的难题。发展中国家（如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和重工化发展阶段，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对能源的高需求，必然会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增加。而发达国家则早已走过了这个阶段，两者在同时间的减排影响是不具有可比性的。如果目前对发展中国家强制限排，必将以牺牲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为代价，对于发展中国家，这既不可行，也不可能。

　　以中国为例，如果中国经济保持年均9％增长，一次能源消费到2020年将达到55亿吨标准煤，大概是2007年的2倍。如果按低经济增长的年均7％，能源需求将达到45亿吨标准煤。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即使按低经济增长，城市化进程将推动能源需求，增加排放。

　　记者：面对减排的压力，中国有哪些现实选择？

　　林伯强：煤炭清洁利用在技术方面没有障碍，但必须有行政和财税的有力措施去推广使用，关键是如何利用一个足够的环境成本，比如税收或补贴去鼓励使用清洁技术，这些发达国家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但是，清洁煤技术却无法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因为它比较贵，拥有技术的发达国家只惦记着到发展中国家卖清洁煤技术，而不问问自己，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要买？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争取能源和环境公平应当是减排的战略要点。但是，这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可以完全依靠发达国家的帮助来减排。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能源效率和减排空间都很大。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最近的另一项研究结果说明：即使达到现有的核电及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发展规划目标，中国2020年还会有72%的煤电，近11亿的煤电装机意味着仅电力就需要煤炭约27亿吨。因此，2020年中国年煤炭消费达50亿吨是可能的。

　　尽管中国以煤为主的电力结构长期无法改变，但是，不同的能源结构下，煤炭需求的差异显著；因此，政策是有为的。增加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优化能源结构，可以有效减少煤炭的需求。就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来说，如果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无约束发展，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将占到72%；如果以可再生能源规划和战略为约束条件，到2020年，煤炭的比例可以降到能源消费结构的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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