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垃圾焚烧项目呈现跃进式发展的局面。众多企业纷纷进军垃圾焚烧领域，项目签约和启动的数量与速度令人惊叹。然而，垃圾焚烧持续加热背后却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垃圾焚烧补贴机制不完善、技术存在争议、排放标准急需提升、选址抗议此起彼伏等。

　　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垃圾焚烧处理能力是2000年的33倍，达到9.4万吨/日。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认为，我国垃圾焚烧发展很快，路线也非常清晰明确，不过漂亮的数据背后依然存在很多问题。

　　监管几乎仍是“三无”

　　技术、政策、监管都有待探索，只有少数几个城市能进行飞灰处置

　　在垃圾焚烧技术方面，徐海云指出，设备、工艺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创新的动力，也存在着创新的需求。以烟气处理为例，在欧洲，干法、半干法、湿法不同工艺组合有400多种，发达国家的工艺也是百花齐放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根据我国的垃圾特点，垃圾焚烧设备的供应商还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此外，他还认为，飞灰处理已成为目前垃圾焚烧发展的制约瓶颈，我国对飞灰如何处理还没有清晰的环境政策。

　　“纵观全国，进行垃圾焚烧飞灰处理的只有少数几座城市。一方面，飞灰处理成本很高，危险废物填埋场也处理不了，大部分飞灰通过固化或者稳定化进入填埋场，还有一部分直接回收利用。另一方面，由于政策较为混乱，同样是飞灰，处理成本1500块、500块和不要钱的同时存在。”对此，徐海云建议，现阶段飞灰处理可以学习美国做法，即进填埋场填埋，部分经济发达的城市可以按照危险废物来处理，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应该是相适应的。

　　2012年，徐海云参加了垃圾焚烧厂的等级评价，发现我国垃圾焚烧厂的监管仍主要依靠企业自律。政府监管有责任没能力，处于既无人员也没有设备更无资金的“三无”状态。“我觉得如何来监管还需要探索。曾有人建议既要结果监管也要过程监管，但是众所周知所有监管需要成本，如果成本太高也是无法实施的。”徐海云说。

　　应突破单一、区域的限制

　　能否把所有的垃圾纳入规划统一焚烧

　　对于生活垃圾焚烧厂的建设规划，徐海云认为，应突破单一针对生活垃圾的局限。“我从温州来上海，一路上放眼望去，好多处冒着浓烟，可能是烧垃圾或是秸秆，当然这并不只在浙江独有。”他建议，可以考虑效仿发达国家，把所有的垃圾纳入规划统一焚烧。

　　另一方面，县一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在政策层面需要突破。徐海云举例，2012年某县级市规划建设一座日处理300吨的垃圾焚烧发电厂，采用BOT模式的补贴价格达120元/吨。然而，所在省的省会城市垃圾焚烧处理规模为2000吨，垃圾补贴仅为50多块钱。

　　“同样烧一吨垃圾如果让一个县城补贴120多块钱是无法实施的。”徐海云指出，造成县级垃圾焚烧补贴价格过高的主要原因是县城垃圾规模受限，规模小必然带来了处理成本高。他建议，国家在投资方面需给予一定支持，以保证其与大城市保持同等补贴水平。

　　国内从事垃圾焚烧发电的投资商约有40～50家，按类型可分为政府主导型、专业投资运营型和工程投资型三类。图为21家主要企业截至2012年10月的垃圾焚烧项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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